一個台灣老兵

一個台灣老兵

1949年那時他剛剛11歲，還未來得及向家中母親道一聲別離，就被國民黨的槍兵抓走。隨著國民黨撤退的“運兵船”，稀里糊塗地來到了台灣。當時被抓去台灣壯丁的大約有70萬人，有正在田裡勞作的，有正在山坡上放牛的；更有走在鄉間的花轎，連新郎和轎夫一起帶走的。他們年齡不等，都是各地的青壯年，而他是其中年齡最小的一個。當他們帶著迷茫與驚恐，第一步跨上運兵船的時候，隨著船舷兩側海水吧嗒吧嗒後退的節奏，便開始了他們一生的無根、無助和無從選擇的浪跡天涯，這樣的日子被一灣海峽切斷，音訊全無四十年。

他就是我的老公，一個台灣的膠東人。

在台灣，他們統一的名字叫“外省人”，退伍之後則被稱為“榮民”（光榮退伍之民），更多的人稱他們是“老芋仔”，多麼孤獨、淒涼的稱謂，又包含了多麼複雜無奈的感傷！如今那70萬跨海而來的外省老兵，年齡大都在八旬左右，多數人已星流雲散埋骨異鄉。現在活著的大約只有​​三分之一。他們雖然背景殊異，卻是被拋擲到同一歷史困境裡的一族。

那一年，上百萬人突然湧進彈丸之地的台灣，在台灣原始的生態下，這麼多人的溫飽就成了天大的問題，何況還有颱風、地震、毒蛇、螞蝗和瘧疾。很多人窮的只有短褲，赤著腳過日子。而他們的任務卻是極繁重的：挖戰壕、修碉堡、建營房、修公路。起初，他們總以為過個三年五載就能返回大陸，與家人團聚，誰知這一相隔就是四十年。四十年的恐怖，即看不到未來，也回不到從前，一代人的回歸之路就這樣灰飛煙滅了。所以，在老兵中流傳著這樣的詩：“老去空餘渡海心，蹉跎一世更何云；無窮天地無窮感，坐對夕陽看殘昏。”由於想家，軍中還流行喝一種6元一瓶的“自殺酒”，那是公賣局發售的“福壽酒”，只因為酒精濃度很高，想家的時候喝這種酒，會麻痺自己的意識，讓血管裡兇猛的海浪，消減他們思鄉時脆弱的神經。

我的老公，當時11歲的他就給長官當起了勤務兵，打水、清潔、洗衣服，幹起了大人一般的工作。由於語言不通，稍微怠慢就要挨打挨罵，受盡了屈辱，他只能夜晚跑向營區的高地，站在瘦弱的檳榔樹下，朝著空朦的北方放聲大哭，一個無辜的孩子就這樣殘酷地被歷史切割成了海外的孤兒。

19歲時，個性直板的他不願再受軍隊等級的壓迫，賭氣考入了國防部的特種部隊，在那裡開始了“敢死隊”的強化訓練，並規定五年內不准與外界聯繫，當然也就更沒有機會成家了。從此，他的腦袋不是長在肩膀上，而是掛在了腰上，一旦有事便隨時當手榴彈甩出去。在那個被制約的歲月裡，他最怕十五的圓月，圓月是父母，是故鄉，是那份切割的心腸啊！後來，他買來晶體管收音機，裹在黃軍毯裡偷聽海峽對岸的廣播，在那吱吱啦啦、忽斷忽續的電波中，他聽到了家鄉親切的聲音，但也證實了自己回家心願的徹底落空。

歲月伴著歷史一站一站地往前駛進，當年的外省老兵陸續退伍了。他們有的去公寓當管理員，有的到工廠裡做了工友，有的開了家鄉風味的餐館，並開始成家立業、生兒育女。而我的老公退伍後，到山東老鄉朋友那裡找了份工作，從此才安頓下來。

1987年，台灣當局終於下令“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”。這些台灣老兵從童顏到鶴髮，用了差不多一輩子的時間，終於等到了“尋根”這一天，山醒了，水笑了，幾十萬老兵喉嚨嗚咽了，他們終於結束了近半個世紀的漂泊，終於可以回到生養自己的故土了！
“少小離家老大歸”的成千上萬老兵，紛紛前往大陸認親，那是多麼悲傷和歡喜交織的日子啊！他的一位戰友年少時，母親叫他去打醬油，結果路上遇到抓兵。四十年後，當他兩隻結滿粗繭的雙手拿著當年的醬油瓶子跨過海峽，觸摸到故鄉土地的時候，滿頭白髮飄零的母親疼的昏了過去，醒來第一句話就是：“兒呀，你這一瓶醬油打了四十年噢！”

然而，我的老公當時卻很長時間不敢回去，因為在國民黨特種部隊服役的陰影一直左右著他那忐忑的思維。又過了幾年，當他終於放心大膽地張開雙臂擁抱親人的時候，他那一頭白髮的老哥哥紅著眼睛迎頭就給了他“一巴掌”，怪他為什麼“幾十年不回家”。恍惚中，他看到了牆上的母親遺像，一個霹靂把他擊昏，他跪在黃土地上徹夜長嚎，卻無法填補心中那愧對親恩的大洞。後來，老哥哥扶起他，哽咽地告訴他：當年母親不相信，這麼懂事的孩子怎麼會一去不回？於是母親天天跑到村頭的老槐樹前，從清晨到傍晚，在淒厲的風中呼喚著兒子……十多年過去了，當她老人家把那棵老槐樹倚到樹皮磨光的時候，老人得了一場“怪病”，不吃不喝，長久臥床，直到最後生生枯竭而死。而哥哥為了照顧母親，窮的終身未娶……

回顧歷史，萬古宇宙，人生有幾個40載？而這40載又有多少悲愴淒涼、撕心裂肺的故事發生？現在，寶島上的老芋仔們，大多再也跨不動這條海峽了。他們如同夕陽下的老建築，僅餘幾絲殘紅斜抹在老牆角上。有的回歸塵土後，兒女們將父親的骨灰一半埋在台灣，一半灑回大陸，一慰父輩永遠的相思。活著的，有的已回大陸落葉歸根，以求一生的心靈慰籍，有的則住進“榮民之家”，了卻殘生。

而當年這個11歲來台，最年輕的山東老兵，今年也已經73歲了。隨著兩岸“三通”的春風，他常常回大陸在母親生活過的街市回味。晚年的他生活穩定，住進了綠草如茵的公寓。只是每當他閉目不語時，想起沒有再見上一面的母親，總有一腔沉滯的嘆息和空冷的遺憾。生命的漂泊與無奈使他終於懂得了：那些失去的和正在失去的，都是主觀願望所不能左右的。

二00七年五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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